言恭达：当代文化的新觉醒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历程之中，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最独特的精神标识。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影响和重要意义。习总书记曾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文化自信的基础，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具体要求。本期讲坛邀请全国政协委员言恭达先生讲述当代文化的新觉醒。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和2016年12月第十次中国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上的重要讲话立足于民族复兴的历史高度，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放眼人类文明的国际视野，深刻论述了当前我国文艺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体现了党中央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高度的文化自觉，是指明新形势下文艺工作的新航标。习总书记的讲话为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文艺工作的方向目标、重点任务和基本遵循，必将成为我国文艺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在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我们这个民族并没有提前或同期去架构文化理想，以至社会价值判断与行为导向异化为物质和金钱的唯一标准，而文化价值与文化创造的终极指向降落为价格指数。
不能否认，前些年来中国文化生态危机与人文精神的失落造成了一个功利欲望泛滥、非常世俗化的社会现象。一个全民为一博眼球甚至可以“娱乐至死”的年代，无论是极丑或者超级自恋……都可以拿来炒作自炫，不惜以最疯狂的形式替代艺术本体的理性思辨，仅仅为了满足一己虚荣的功利心。心态的浮躁、艺术的浮华、形式的浮夸、评论的浮浅、交流的浮面，艺术时尚鼓噪、创作精神平庸、经典艺道异化、核心价值颠覆。在当下社会多元格局却又如此“同质化”的功利主义消费市场的弥漫中，哲学的贫困、文化的缺失、传统命脉似连又断的危险时刻在逼近我们……不求是非、不知美丑、“以新为美”、“以丑为美”，卑俗替代了“正大”、畸形扭曲了崇高，将低俗的数量看成质量、将无序的热度替代繁荣的高度，让娱乐至上升腾为文艺功能的主体、让感官刺激渐进为精神享受……甚至鄙视中华文化、鄙视创作规律，以自我为中心，放弃丝毫的社会担当！炒作、包装……时尚的鼓噪、精神的平庸已反映出信仰生活的失落、情感生活的缩减、艺术生活的粗鄙……这一文化大发展的时代，需要我们的忧患与反思！
矿物时代社会信仰缺失与心理危机
有学者认为：如果对人类历史进行简单的归纳，大体可分为植物时代与矿物时代。在矿物时代之前的几千年里，人类始终挣扎在温饱边缘，有限的植物资源使战争与饥荒周而复始地出现，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然而，矿物时代颠覆了贫穷的传统，在短短一代人时间内，一个前现代的贫困的中国已变成一个后现代的富裕的中国。父辈们的奢侈品已成为我们今天的必需品，这无疑是一场财富的革命。
植物时代也可以说是农业时代。从瓦特蒸汽机开启工业革命后，西方世界率先走出植物时代，上世纪70年代后期当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大潮时，中国很快走出了持续数千年的植物时代，全民进入了矿物时代。矿物时代最典型的物质是石油、煤炭与钢铁。整整30年内，中国的石油、煤炭、钢铁消耗翻了数十倍，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如果说，植物时代人们只能得到大自然的利息，那么，进入矿物时代后，人们则拿到了大自然的本金。我们不只是继承了祖辈的地球，而且借用了儿孙的地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两极分化现象已十分严重，可暴富并没有让大家感到安全与幸福。人的需求是有限的，但人的欲求却永无止境。大量生产带来的丰裕与过剩已成为矿物时代的基本状态，一方面人们从满足需求走向满足欲望，炫耀和囤积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时尚；另一方面，产能过剩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财富在放大富人荣誉感的同时，也加深了相对贫穷人群的仇富心理，从而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认同与信任，导致整个社会幸福感缺乏。在“活着”问题解决之后，“活法”就成为最大的难题。“你幸福吗？”“你缺什么？”这是当下最流行的问候。
当今社会最缺乏的是什么？缺乏道德底线、缺乏文化修养。我以为最缺乏的是信仰，带来的是人性的危机。中国人需要找回我们祖先身上曾有的“贵族精神”———君子之风：自信、诚实、坚毅、敬业、博学、友爱、礼让、担当……这种民族人文精神的回归，正是中国文化自信、自强与自觉的表现。例如，去年最牵动人心的非法疫苗案，300亿元产品流入24个省市，从毒奶粉到过期疫苗，商家一再失去底线。除了制度与体制层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社会信仰危机。人心金钱至上，唯利是图。社会的标尺沦落为以挣钱为唯一目的，而不是以德为先。人需要信仰，才能坚持操守，心存敬畏，行有所止。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信仰，才能成为受尊敬的大国。
面对历史传统的丰厚的馈赠，面对矿物时代优越的物态竞争，我们反思这个时代穿越中的浮躁与浅薄，我们是否失去了关于历史的自省与谦卑，也失去了关于未来的担当与展望？
好些年来，不少朋友在追随时兴与浅薄，注重形式与浮名。这个世界什么都可以轻慢，唯有“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定律缺一不可”，应该和我们不离不弃。《世界是平的》一书把全球化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中第三个阶段是一个理想美饰的世界：大家一起站在平地上，每个人都是中心，都成为了主角，个性化炫如星光灿烂。我想，在“以自我为中心”而追求自由光环随意宣泄的互联网时代，需要那些坚守文化信仰、时代审美理想与职业操守的真正“求道者”。
新轴心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20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揭示文明兴衰的谜题，启发人类对未来道路的探索。汤因比认为人类的希望在东方，而中华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与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库与思想资源。他认为：儒家的人文主义价值观使得中华文明符合新时代人类社会整合的需求；而中国的道教为人类文明提供了节制性合理性发展观的哲学基础。因此，对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与军事，不是民主与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美国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同理心文明》一书中提出了“在危机四伏的世界中建立起同理心文明的全球意识”。他指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简单而深刻地描述了同理心。道德生活的关键在于“恕”，如果一个人站在他人立场设身处地思考问题，那他就走上了“仁”的道路。孔子思想在现代社会还被诠释为：同理心意识的培养与公序良俗的形成需要家庭、学校和政府的共同努力，揭示了同理心在人性中的核心地位。孔子明智地告诫人们，同理心是道德生活的关键，是衡量人们仁爱之心的标准，它引导我们的人文精神的追寻。
目前，中国正在为迎接世界新的“工业革命”奠定基础。通信互联网、能源互联网和物流互联网的“三网”联合，将形成一个超级物联网。它不仅催生新的经济范式，还将整个地球转变为一个人类依存度更高的大家庭，推动人类意识的转变，将人类的同理心意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在当前这个历史时期，孔子关于“仁”的思想尤为重要。世界需要用同理心意识再重新认识人类社会和整个自然界。“同理心”———“仁”，帮助世界凝聚与和谐，组成更大的经济单元，可以说，同理心就是文明，中国传统核心文化“仁”就是文明的象征。
“三网融合”的新时代的工业革命覆盖了地球所有大洲，形成了一个全球经济体，人类同理心的拓展突破了血缘关系、宗教关系、意识形态关系。孔子学说可以作为道德和哲学的借鉴。孔子生活的“轴心时代”，中东地区、印度和中国分别独立地出现了规范人类行为的黄金律。这是一个古初人类生存理性化的时代，它的核心是人类对自己生存处境的一种理性反省。这种理性化，也就规定了不同文化的精神发展方向并定型化。直到现在，轴心时代理性化所规定的精神发展方向仍在延续着。不同系统文化发展总遵循这样一个规律：在其历史发展的源头里，寻找自身发展的精神源泉与动力。
然而，东西方的同理心作用范围还存在很大区别。西方以功利主义观念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相反，儒家学说的“仁”包容对宇宙万物的爱。孔子不仅主张将仁爱由亲人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还主张“畏天命”，即敬畏上天的意志与自然规律，将对人类的道德人文关怀推及自然万物，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世界与社会的和谐。这是何等了不起的思想！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历史和时代的价值！孔子倡导的“仁”的思想，这种“同理心”，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孔子相信，人类个体的自我发展取决于能否促进他人的发展，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西方信奉人类是一个功利主义物种，而孔子认为，人类天生具有施予同理心的本能，一个人只有承担起个人责任，照顾他人利益，才能促进自我发展。2500多年前，孔子呼吁人们以仁爱之心营造人际和谐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今天，中国已为讯息革命的领导角色奠定了法理与政治基础，正在从19世纪和20世纪的传统地缘政治转向21世纪新兴的生物圈政治，这种里程碑式的重大政治转变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
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出现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的老子、孔子，印度的释迦牟尼，以色列的犹太教先知，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他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就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到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中国的宋明理学（新儒学）在印度佛教冲击后，再次回归孔孟而把中国哲学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在某种意义上说，今天世界多种文化的发展正是对“轴心时代”的又一次新的飞跃。今天将有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出现。世界将会出现一个全球意识观照下的文化多元发展的新局面。
正如有学者认为的新“轴心时代”与公元前五世纪左右的“轴心时代”已有很大的不同。概括说：一、新“轴心时代”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文化多元化。各种文化将由吸收他种文化的某些因素和更新自身文化的能力决定其对人类文化贡献的份额。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全球意识观照下，其现代价值更凸现出来而赢得新的发展与进步。二、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文化研究将会成为21世纪文化发展的动力。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学科之间正在形成一种互相渗透的情况。可以预见，在21世纪哪种传统文化最能自觉地推动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整合，哪种文化就会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具有更大影响力。21世纪新的“轴心时代”将是一个多元对话的时代，是一个学科之间互相渗透的时代。三、新的“轴心时代”文化将不可能再由几个伟人思想家来主导，而将是由众多的思想群体来导演未来文化的发展。真正有成就的思想家将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在中国必将出现一个新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文化多元的新格局。新世纪的哲学
也是精英哲学与大众哲学相结合的世纪。新“轴心时代”应该是在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发展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汇东西之学”。中国传统文化中所透析的深邃的哲学思想与文化价值将在新轴心时代对人类社会起到引领与推动的较大作用。
新觉醒时代中国文化再创造
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人类文化、科学、经济、政治与社会全民新觉醒时代。这是挑战人类文明、考验人类智慧和人类心灵创新文明的新机会。觉醒是一种提升、一种超越、一种方向，也是一种精神，既有客观认知的意义，更有主体发展的意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忧乐之间，我们要问天下何事？世界何为？我们也要问艺坛何态？艺术家何为？艺术何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思想是一种建立在修德敬业基础上的人本主义，它可以对人们提高作为“人”的内质品德而贡献于社会；道家思想是一种建立在减损欲望基础上的自然主义，它可以对人们顺应自然，回归人的内质本性方面贡献于社会。儒家的“仁义”与道家的“无为”哲学以及它们“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同样可以贡献于人类社会。所以，中华文化在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我心灵的关系”上都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当然，我们在新的世纪也要认真吸取西方哲学的重知识系统、重逻辑分析的科学精神，从“他者”来反观自己的哲学问题。这就需要一个时代的文化新创造，构建现代意义上的新哲学体系。中国文化作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一种，我们应该清醒地给它一个适当的定位。中国文化要在21世纪走向世界文化的中心，必须充分发挥其自身文化内在活力，吸取“他者”文化先进要素，使中华文化“日日新，又日新”。
时代在变化，变化即易，是宇宙的基本法则。我们认知变化，是看到变化所引致的创造性力量，看到变化中的创化精神。中国文化特别注重天、地、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表现为“天能生人，人能弘道”的信念。人能弘道，就是能掌握天的整体创造力、能量与方向。弘扬艺道就是弘扬艺术创作的规律、法则。当代中国的文化创造也就是在实现自我中实现人与社会共同的生命与文化价值，因此，当代文化的新觉醒是“以道为本，以德为基”———技进乎道时代文化创造与未来发展的觉醒，是文化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责任认知与履职的觉醒，是“周知万物，道形天下”的时代人文创造精神建设与完善的觉醒。
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的孔子儒学文化中本来就蕴含着一种觉醒的精神，是对天道与人性的体验，对天人之际关系的掌握，也是对社会生民的察知，进而形成知行合一、主客依存、上下相持的文化进步力量。所以，觉醒不只具有创新个人的意义，更具有创新时代的意义，也就是具有能使一个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的意义，以天下为己任，社会发展为担当，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志于道、益于人的精神与胸襟，这也是中国各级领导干部（包括广大文学艺术工作者）的生活职志与使命。
中国传统文化最崇尚的是人格理想。人类创造的不同形质的物态，经过历史的凝聚而延传着。而传统不是一个物质，是精神性的，将树栽成盆景就是文化，体现的精神气质就是传统，中华传统强调“和合学”，这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包括人格理想与社会理想。
1988年世界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相聚巴黎，发表了巴黎宣言，其中提到：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的话，必须从中国的孔子那里汲取智慧。孔子的智慧将成为新世纪世界人民共同的智慧。而孔子所提出的“大同理想”“小康之治”与“大顺之境”将为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借鉴。
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突出人格理想，是由于历来社会人格的分裂与冲突。“大道废，讲仁义”，儒家讲求“内圣与外王”。“内圣”——道德修养；“外王”———道统为王。“圣王合一”是内圣外王合一，即天人合一，此为儒家的人格理想。中国文化儒、道、释合一，儒家治世，道家治身，佛教治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道家）。司马承祯提出修身七个治要———信敬、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此乃最高的终极关怀。所以，信仰是人生特殊的价值需要与精神依托。当今社会存在多种危机，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心灵的冲突……自身心灵的冲突就是精神危机、信仰危机，就是“灵魂没有安顿”。于是，发出了“我们是否走得太快？请等等我们的灵魂”的呼唤。因此，人格理想的追求就是解决心灵的安顿。
我们呼唤时代经典，呼唤审美的崇高，也呼唤艺术的包容。以对当今主流文化的命运思考，来关注中国文化当下的生存状态。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其要义是核心价值与现代艺术精神的重建，这是当代文化艺术工作者共同必须具备的一种品格，一份情怀！我以为，艺术的本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是一种时代精神，是对客体的升华与超越。当今艺坛呼唤现代人文关怀，看重文化品格的铸造！当下，我们太需要文化信仰、文化敬畏！这种文化感知是全民在浮躁的“财富围城”中重新认识自己的必然……中国文化应有它的社会尊严与精神高贵，我们要像保护天空和河流不受污染一样，文化艺术不应为市场经济的现实而解构，我们要义无反顾地追寻中国文化应有的人文品位、艺术格调与审美高度，追求良知，追寻忠诚，追求文化价值！多一点忧患，少一点满足；多一点纯净，少一点浮躁；多一点人文关怀，少一点争位夺利，真正赢得无愧于时代的文化身份！
作者简介：言恭达，江苏常熟人，1948年生。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友协国际艺术交流院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顾问，第五届、第六届中国书协副主席，中国国家画院院委，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兼职教授，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